那年冬天,母亲病重,从城里请来了护工林婉。她比我大五岁,是哥哥訂婚未过门的妻子。初见时,她正低头削苹果,手腕上一道淡淡的疤痕,像月牙。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小婉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她确实把这里当成了家。凌晨三点给母亲换药时,我发现她蹲在走廊啃冷馒头。第二天,我蒸了包子放在她床头。她没说话,只是把最大的那个留给了我。那段时间,家里的药味混着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成了我少年时代最复杂的记忆。 哥哥很少回来。他在南方做生意,电话里总是催婚。每次挂掉电话,林婉都会默默擦掉眼角的泪。某个暴雨夜,母亲突然高烧,我们俩在漏雨的厨房里用酒精棉球物理降温。她头发湿透贴在额角,忽然说:“你哥说,结婚后要把妈接去南方。” 那一刻,我握着体温计的手在抖。 后来母亲走了。葬礼上哥哥搂着林婉的肩膀,我站在人群最后。出殡时,她忽然踉跄了一下,我伸手扶住她胳膊。隔着黑衣,我摸到她浑身冰凉。那天晚上,我在她房门外站了很久,最终只是把熬好的姜汤放在门口。 三个月后,哥哥带着新女友回来。林婉收拾行李时,我正在院里劈柴。“我要去南方了,”她递来一个布包,“给你织的毛衣,冬天记得穿。” 布包里除了毛衣,还有那张被退回的结婚证复印件,日期是他们原本计划结婚的那天。 去年清明,我在母亲墓前遇见她。她独自站着,风吹起衣角。“我离婚了,”她看着远处,“你哥有了新家庭。” 我们沉默地烧完纸,她转身时,我抓住她的手腕——和记忆中一样的温度,却隔了十年光阴。 有些爱生来就带着枷锁。我终究没说出那句“跟我走”,就像当年没接过她递来的包子。有些月光只能照在窗棂上,映亮别人的团圆,而自己永远停在阴影里。她走后,我在老屋门槛上发现一枚褪色的玻璃弹珠——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母亲给我们的“定情物”。原来最深的羁绊,从来不需要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