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江城,长江货轮汽笛声里夹着邓丽君的《甜蜜蜜》。二十二岁的陈默在纺织厂宣传栏前站了整整一上午,红漆刷新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在他眼睛里烧出两个洞。他兜里揣着辞呈,手指反复摩挲着边缘——昨天刚领的三十七块五工资,还有母亲塞给他的两罐麦乳精。 “你疯了?”车间主任把搪瓷缸重重蹾在桌上,“工程师不当,要去个体户?”墙上的毛主席像在阴影里沉默。陈默想起昨夜,他和三个伙伴挤在十平米筒子楼,煤油炉上煮着挂面,收音机里是深圳特区招标的消息。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斑驳墙上,像四株疯长的野竹。 他们凑了八百块启动资金,在汉口老租界租下漏雨的阁楼。第一单生意是给外贸公司翻译机械说明书,陈默熬了三个通宵,用钢笔在硫酸纸上画出齿轮剖面图。交稿时,外贸科长盯着图纸上流畅的英文字体,突然问:“你们哪来的勇气?”陈默看着窗外正在拆除的“打倒”标语,听见自己说:“因为我们的青春,等不到被批准。” 真正闯关是办“先锋电器维修部”时。执照卡在“个体户不得经营进口设备”条款上。第四十七次跑审批,陈默把日本收录机拆成零件摊在办公桌上:“领导,我们修的是‘四旧’吗?”年轻科长被气笑了,最终在申请表格背面手写批注:“特事特办,先锋先试。” 真正让街坊议论纷纷的是他们给江边货轮装探照灯。没有正规发票,陈默带着会计蹲在税务所门口,把一沓手写收据按在冰凉的瓷砖上:“我们纳税,但需要您告诉我们, pioneer 这个词,在税务字典第几页?”三个月后,他们成为全市首批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维修站。 十年后,已成为电子公司董事长的陈默,在仓库旧纸箱里翻出当年的账本。泛黄纸页上,1979年4月12日那行字被茶水晕开:“赚了八块六,给小红买了红头绳。”小红是纺织厂女工,后来成了他妻子。账本最后夹着张照片:四个年轻人站在拆了一半的城墙下,背后是“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每个人眼睛都亮得像偷了星星。 去年清明,陈默带孙子重访旧址。长江大桥上车流如织,原址已是商业广场。孩子指着霓虹灯问:“爷爷,先锋是什么意思?”他摸摸孙子脑袋,指向广场地砖缝里一株倔强的蒲公英:“看见没?水泥地再硬,也挡不住春天从裂缝里钻出来。” 那些年他们不懂什么是“先锋”,只知青春像未拆封的录影带,等不及被放映机读取。他们用违法执照、手写发票、拆解的收音机,在计划经济的钢印外,刻下第一道属于普通人的划痕——后来者沿着这些浅痕,挖出了高速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