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生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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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山西黄土高原的雪下得特别早。我爹蹲在炕沿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里看不清他的脸。娘默默地把最后半袋糜子塞进我的破包袱，手指冻得通红，却固执地多塞了两个烤红薯。“娃，到了西口，遇见包头府的蒙古大爷，要低头，要肯干。”她反复念叨，声音轻得像怕惊醒什么。 走西口的路，是从村口那棵老槐树开始的。我背着包袱，跟着三叔和村后王家的二蛋，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冻土上。天没亮透，身后传来隐约的哭声，是婆姨们送丈夫，或是老娘送儿。我不敢回头，怕一眼就没了走的力气。三个月后，当我们终于看见黄河像条灰龙蜿蜒在荒原上时，队伍只剩下七个人。二蛋在高烧中咳着血，死在离包头还有两天路程的沙梁上。我们用草席裹了他，埋进沙土，插了根木棍。三叔对着坟头磕了个头：“兄弟，西口的地，底下也暖。” 包头城外，荒原无垠。最初的活计是在蒙民的草场上放羊。风像刀子，羊粪蛋子冻得比石头硬。蒙民大爷汉语不利索，却总把热奶茶往我这边推。冬天最冷时，我蜷在羊圈旁的土屋里，听着外头狼嚎，攥着娘给的红薯——早硬得像石头，却还是含在嘴里，仿佛能尝到家乡灶火的温度。 第三年，我用放羊攒的银子，在黄河边买下几亩荒地。开荒时，铁镐砸在冻土上，震得虎口裂血。夜里，我点着油灯看《 away from home》的残页，字都认得，合上却不知何意。后来遇见逃荒来的翠花，她一双眼睛亮得惊人，会说一口夹杂山西话的蒙语。我们在荒地上搭起泥屋，她种糜子，我垦田。孩子生下时，正是荒原第一场春雨。那娃哭声嘹亮，像把整个冬天的憋闷都哭出来了。 如今，我站在自家田埂上，看金黄的麦浪翻滚到天边。远处，新来的后生们正用拖拉机翻地，轰鸣声惊起一群百灵鸟。西口不再是当年那个吃人的荒原，可爹娘坟头的草，怕是早被风沙埋了。有时梦里，我还是那个不敢回头的少年，走在没完没了的土路上。醒来，掌心却攥着温热的——不是红薯，是翠花刚递来的、还带着泥土气的烤土豆。 走西口的人，脚底板磨成了另一张地图。那里没有故乡的经纬，只刻着：向前，再向前。而所谓生根，不过是把魂一半埋进异乡的土，一半拴在老家的月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