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国语
方言私语，爱在唇齿间生根。
寒风卷着枯叶拍打在土墙上，我盯着手里粗糙的搪瓷缸子，终于确认自己回到了1977年冬。分家协议摊在炕上，大哥二哥瓜分了正房和粮囤，留给我的只有西边漏风的偏屋和三亩薄田——还是最靠山的荒地。母亲抹着眼泪，父亲蹲在门槛抽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 “成，我搬。”我把铺盖一卷，偏屋角落堆着前任留下的破陶罐，我忽然笑了。这些不起眼的粗陶，半年后会被香港客商抢着收购，因为内画工艺即将失传。当晚我就敲开村口老窑厂的门，用全部家当换回二十个半成品陶罐，借来邻居的炭炉，在漏风的偏屋里练到手指冻僵。村里人笑我“分家分傻了，玩泥巴”，只有村头瞎子爷摸着罐子说：“这纹路，像极了解放前的宫里头货。” 开春时，我揣着三只内画壶去了县里废品站。站长老赵头次见着在壶胆里画山水，惊得烟斗掉了：“小陈，这能卖钱？”我指着他墙上贴的《文物法》草案：“赵叔，这叫抢救传统。”他沉默良久，给我开了张特殊收购单。第一笔钱到手时，我买了全县第一台二手收音机，播音员正说着“改革开放”。我用这钱在镇上租了间门面，招牌漆还没干，香港客商就循着内画壶的新闻找来。 真正让全村闭嘴的是我搞的“荒地承包试验”。把三亩荒坡改成梯田，种上从农科院偷学的早熟葡萄苗，又在坡下搭起猪圈，用发酵饲料技术养了二十头瘦肉型猪。生产队长拍桌子骂我搞资本主义，可当第一批葡萄运到省城换来两千块，猪肉凭“特供指标”进了友谊商店时，他默默抽着烟看我给社员发分红。 如今我成了县里第一个个体户执照持有者，偏屋扩成了两层小楼，但最金贵的还是阁楼那排陶罐——每个都标着年份，最老的是1977年的第一只。昨夜大哥悄悄来，想让我带他儿子做药材生意，我递过去一包种子：“种这个，两年后叫你儿子自己找销路。”财神爷不是点石成金，是把未来的种子，埋进1977年的冻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