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只剩下老张和风。他搓了搓冻僵的手,发动了这班凌晨三点四十七分的末班车。车门嘶哑地合拢,依次上来的七个人,裹着不同颜色的冬衣,像七枚被抛向未知的棋子。 孕妇小敏最后一个上车,羽绒服下摆蹭到了车门边沿的积雪。她紧紧捂着腹部,眼睛盯着手中不断震动的手机,屏幕上是丈夫最后一条未接来电。斜对面戴鸭舌帽的男人一直低头看表,帽檐压得很低,老张从后视镜瞥见他不断抽搐的膝盖——那是长期在押人员才有的神经性痉挛。还有那个总在咳嗽的老教师,攥着一叠发黄的作文纸,纸角被汗渍浸得透明;穿皮衣的姑娘耳机线垂在胸前,却随着车身每一次颠簸而骤然绷紧。 车驶过第三个隧道时,灯光忽然全灭了。黑暗中只有仪表盘微弱的红光,像垂死者的瞳孔。老张稳住方向盘,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呜咽——是那个总在翻找钱包的干瘦男人,他枯枝般的手此刻死死抠进掌心,指缝里漏出半截染血的银行封条。隧道尽头的光刺进来时,所有人的影子都被拉长、扭曲,叠在车厢顶棚上,像一场无声的审判。 “前面塌方,路不通。”老张对着对讲机说完,关掉它。他早知道,这是自己化疗后的最后一个夜班,也是这辆车报废前的最后一程。可有些路,必须有人走完。他调转车头,驶向另一条废弃多年的盘山路,车斗里传来货物沉闷的滚动声——那是白天悄悄装上的乘客遗落的行李,也是他们各自无法割舍的过去。 天边泛出蟹壳青时,车在一处破败的观景台停下。老张解开安全带,听见身后此起彼伏的抽气声。他走下车,对着晨雾中若隐若现的城镇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回来,逐个打开车门:“前面的路,得自己走了。”孕妇小敏第一个跳下车,朝着远处微光的方向狂奔;鸭舌帽男人犹豫片刻,把帽檐狠狠掀开,露出满脸的泪;老教师颤巍巍地下来,把作文纸分给每个人——每一篇字迹稚嫩的《我的理想》,都是他病重学生最后的作业。 当皮衣姑娘最后一个踩着高跟鞋下车时,老张听见她极轻地说:“谢谢。”他摆摆手,转身回到驾驶座。后视镜里,七个人影在晨光中散开,有的跑,有的走,有的跪下来亲吻冻土。老张点燃一支烟,看着烟头明灭,突然笑出声。他发动汽车,这次是真的朝山后驶去,那里没有站台,没有终点,只有越来越淡的天光,和他胸腔里越来越清晰的、属于新一天的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