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那扇漆色斑驳的院门时,手里还攥着七十年前离家的包袱。院墙根下的石凳被磨得油亮,坐着几个抽旱烟的老头,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不定。他们抬头看我,眼神像看一片飘来的旧树叶。 “找谁?”一个老头嗓子沙哑。 “我姓陈,陈守业。”我说。 院里突然静了。烟锅里的火全灭了。 一个中年男人从屋里冲出来,脸涨得紫红:“太……太爷爷?”他扑通跪在青石板上,后面乌泱泱跪倒一片。我懵了——这该是我曾孙辈的人,如今却管我叫太爷。 七十年。我走时还是民国三十八年,这宅院刚盖起西厢房。我跟着商队走西北,遇上流匪,九死一生逃进戈壁,被游牧部落所救,一耽搁就是半生。去年听说政策放宽,才辗转回来。可这宅子,竟还是我走时的格局,连那棵歪脖子枣树都还在,只是树干更粗了。 “太爷,”中年男人——后来知道是我曾孙陈继业——恭恭敬敬递上茶,“您走后,老太爷(我父亲)天天念叨,说您说不定还活着。去年老太爷九十六岁走的,临终前还让在族谱上留个空位。” 我接过茶,瓷杯温润。这杯子,我母亲用过。杯底刻着“守业”小字,是我十二岁那年她亲手所刻。 “规矩不能乱。”祠堂里,继业压低声音,“您这辈分,现在是家族最高。上月宗族开会,您若不在,大爷爷(我堂兄)的孙子差点当了族长。” 我苦笑。在戈壁那些年,我学会放羊、挤奶、用弯刀割肉,却没人教我怎么当“太爷”。夜里我睡在原来东厢房,床铺是新的,但窗棂还是旧式。月光照进来,像七十年前一样,把窗花印在土墙上。我忽然想起父亲送我出门那晚,也是这样的月光,他说:“守业,出去闯,家里总有个念想。” 如今念想回来了,却成了别人的“太爷”。 次日清晨,全族晚辈来请安。最小的孩子才四五岁,被娘抱着,怯生生叫“太太太爷”。我摸出随身带的戈壁石——半红半黑,像凝固的火——给孩子。孩子哭了,娘慌忙要还,我摆手:“留着。这石头,能避邪。” 其实哪能避邪。我只是想,这宅子里的香火、族谱、磕头规矩,都像这石头一样,被时间磨得陌生。但有些东西没变:院角那口井水还是甜的,枣树五月开花满院清香,继业说话时下意识摸下巴——那动作,像极了我父亲。 “太爷,”继业某天试探,“族里想给您立个新祠,把您失踪这些年的香火续上。” 我摇头:“不用。我活着,就是香火。”顿了顿,“但有个事——西厢房那间空房,我想住。那是我走前住的。” 他愣了愣,忙点头。 现在我每天早晨在院里打太极,动作慢,像在数光阴。孩子们远远看,不敢近前。继业总想教我“家族规矩”,我笑着听,不反驳。毕竟,我失踪七十年,而规矩,是这七十年里他们活出来的样子。 只是有时深夜,我会走到院门口,望着巷口。仿佛下一个瞬间,会有一个背着包袱的年轻人,从月光里走来,喊我“守业哥”。而我知道,那个年轻人,永远留在了戈壁的风沙里。 如今的我,是他们的“太爷”。但我知道,我仍是那个陈守业——一个走了七十年,刚刚学会回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