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院里的石榴树又结满了果,只是今年没人敢摘。三叔梗着脖子在院子里嚷嚷,说新来的管家规矩太多,他偏要晚上在祠堂前放鞭炮。二婶在旁边抹眼泪,说这日子没法过了,谁都能踩咱们家一脚。 这时,院门“吱呀”一声推开。一位穿着靛蓝色斜襟布衫的老太太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个褪色的蓝布包袱,脚步不疾不徐。三叔的声音戛然而止,像被掐住了脖子。 “姑奶奶……”二婶抽噎着迎上去。 老太太看也没看哭哭啼啼的侄子媳妇,径直走到三叔面前,抬起眼皮:“你爹活着时,祠堂前放鞭炮,是因为你爷爷的牌位从战乱里背回来,冲邪祟。如今你放,是为哪门子‘规矩’?” 三叔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规矩不是用来压人的,是让人心齐的。”老太太把包袱放在石桌上,解开,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老宅子的地契、分家文书、还有她年轻时的账本。“你嚷嚷的管家,是我请的。他按老规矩办事,秋收后各家该出的粮,前日你们少交了半石。你不服,是因为觉得他‘外人’管不着。可地契上写得明白,这家,轮不到你说了算。” 她没提高音量,院子里却静得能听见蝉鸣。三叔的脸白了又红,终于低下头:“……我不知道少交了。” “现在知道了。”老太太收起纸,“今晚鞭炮照放,庆祝你爷牌位归位七十年。粮,明天补齐。管家,还是这个管家。” 没人再说话。夜里鞭炮声响起时,三叔自己端着供品去了祠堂。二婶后来悄悄说,姑奶奶那包袱里,其实还有她当年替这个家还债的借据,以及所有孩子上学的凭证——她从不把“恩情”挂在嘴边,只把“规矩”摊在太阳底下。 后来再有人“不服”,老太太也不多说,请人坐下,泡壶粗茶,把老账本一页页翻给他看。她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错。家是最该讲理的地方。理不在嗓门大,在东西白纸黑字,在心安理得。” 姑奶奶“驾到”,从来不是来压谁的。她是把岁月和规矩,酿成了一杯茶,你喝下去,火气就化了,心就服了。专治的从来不是“不服”的人,是心里那点不明不白的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