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我给女儿找了个厂长后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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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深秋，东北老工业区的筒子楼里，烟味、煤灰味和永远潮湿的霉味混在一起。我蹲在走廊生锈的水龙头下，搓着女儿小梅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她七岁了，头发黄黄地贴在额头上，眼睛却亮，总扒着窗户看远处高耸的烟囱——那是钢铁厂，厂长的烟囱。 小梅妈走时留了张字条，说“这日子没盼头”。我知道她说得对。我是厂里的二级钳工，每月四十七块五，还要接济乡下的老娘。小梅上学要交钱，冬天要棉鞋，未来呢？我夜里抽着劣质烟，看见烟蒂上印着“光荣”二字，突然笑出声。光荣能当饭吃吗？ 转机是厂里传开的：李厂长死了，肺癌。他老婆周敏，三十出头，没孩子，是厂广播站的播音员。那天我听见两个女工在食堂嘀咕：“周敏这下成香饽饽了，厂里多少老光棍盯着呢。” 另一个压低声音：“她可是李厂长的遗孀，手里捏着分房名单呢。” 我掐灭烟。一个念头像锈蚀的齿轮，咔哒一声，咬住了。 我托了人，把家里攒的半年肉票换成两盒“牡丹”烟，送到了周敏家。她开门时穿着件素色毛衣，头发挽着，身上有淡淡的皂角香。我局促地站在门外楼梯间，说：“周同志，我……就想问问，小梅上学的事，能不能……” 她没接烟，只是看着我身后怯生生的小梅，忽然说：“让孩子进来吧。” 后来许多人骂我。老张在澡堂子冲我嚷：“老陈，你卖女儿啊？” 我闷头搓背，背上的灰泥像一层壳。但小梅真的进了厂办小学——周敏用厂长夫人的名义打了个招呼。她开始穿的确良衬衫，书包里多了铅笔盒。周敏教她读报纸，带她去厂部会议室吃西瓜，西瓜瓤红得扎眼。 矛盾在冬天爆发。小梅半夜咳嗽，我摸她额头烫手，背起就往厂医院跑。值班的是周敏的表妹，慢悠悠打针，嘟囔：“又不是亲妈，急什么。” 那一夜雪大，我守在小梅床前，听见隔壁周敏在打电话，声音清亮：“……对，陈师傅家孩子，以后感冒费记我名下。” 我忽然想起小梅妈。她要是还在，会不会也这样？可她会吗？她连补丁都缝不齐。 1985年，周敏正式搬进我家那间二十平的筒子楼。她带来一对樟木箱，箱底压着李厂长的军功章和一张全家福——原来李厂长有个牺牲在战场上的儿子，照片上，年轻的周敏穿着军装，扎着两条辫子。 婚礼简单到寒酸。厂里给了间小平房，周敏坚持要带小梅一起住。她总在灯下给小梅缝书包，针脚细密。有次我半夜醒来，看见她对着李厂长的照片发呆，手里攥着半截毛线。 去年小梅考上重点高中。谢师宴上，她敬周敏：“妈，谢谢您。” 周敏眼泪唰地下来。我坐在角落，捏着酒杯，看见墙上挂着的全家福——小梅在中间，周敏搂着她，我站在边上，像一尊沉默的石狮子。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摇摇头，又点点头。这日子像厂里那台老车床，轰隆隆转着，铁屑飞溅，烫出一个个疤。但总得转下去，不是吗？至少小梅的烟囱，不再只是烟囱了。那是她的前程，在八十年代的风里，一点点，冒出了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