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春天,南方谈话的讯息像电流般震颤着每一寸热土。陈默在嘈杂的绿皮火车上醒来,鼻腔里灌满了汗味、烟味和窗外潮湿的泥土气息。他低头看着自己粗糙的、指节粗大的手,又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三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一阵荒谬又炽热的战栗席卷全身——他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一切尚未固化、遍地是黄金也遍地是陷阱的狂飙年代。 他是南方小城纺织厂的失意钳工,上辈子在厂子破产潮中下岗,碌碌无为半生。如今,命运的考卷重新展开。第一道题是生存。他利用厂里废弃的边角料,结合后世记忆里简易的编织纹样,做出了几双耐磨的劳保手套,又托相熟的司机悄悄运到深圳,换回第一桶金——三百元。钱不多,但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涟漪开始荡开。 真正的机遇来自一场“落后”的会议。市里为推动国企改革,试点下放部分产品自销权,文件层层传达,信息严重滞后。陈默通过岳父在商业局的老关系,抢在所有人前面“消化”了这份文件。他立刻注册了“晨星贸易公司”,用全部资金盘下三家濒临倒闭百货店积压的的确良布料和的确卡衬衫。那时人们穿衣仍显单调,他请来下岗女工,按记忆里九十年代末的流行样式改制,推出“挺括不皱、多色可选”的衬衫,定价比国营商场低一成。一个月,清仓,净赚八千。八千元在1992年,足以让整个家属院震惊。 但风暴紧随而至。原布料供应商见他赚钱,临时涨价;国营百货商场联合施压,说他扰乱市场。陈默第一次感到这时代的重量。他没有硬扛,反将部分库存低价转让给供应商,自己则带着赚来的钱和两台旧缝纫机,去了广州。在拥挤的城中村,他找到了刚起步的广东服装厂,以“包销未来三个月全部新款”为筹码,换来了贴牌生产权。他用卡车运回印着“晨星”标签的衬衫,这次,他不再局限于本地,开始用火车皮向周边省份的批发市场铺货。他睡在仓库,啃着馒头,眼睛却盯着省电视台每晚七点的天气预报——那是他判断南北市场温差、调整发货节奏的唯一依据。 一年后,陈默的“晨星”衬衫在五个省有了固定分销点。他没再碰零售,而是建起第一个小型分仓。站在仓库顶楼,看着下方码放整齐的货箱和进出的货车,他想起后世那些叱咤风云的名字。这只是开始。远处,京九铁路的规划图正贴在计划委的墙上,浦东的塔吊在晨雾中若隐若现。他知道,真正的浪潮,是制造、是地产、是资本。而他,已手持一张名为“先知”的船票,驶向更汹涌的深蓝。仓库的铁门在身后哐当作响,那声音,像极了帝国基石被一块块垒起时的闷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