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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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夏天，知了在厂区老槐树上嘶鸣，像极了那个时代躁动不安的空气。我，李卫国，国营纺织厂的团支部书记，胸前红袖标擦得发亮，每天领着青年们背诵“为人民服务”，标语刷在斑驳的墙上，墨迹被雨淋成泪痕。 变化是从厂门口那辆桑塔纳开始的。车漆亮得刺眼，下来的人是副厂长的表弟，腰间的BP机偶尔“嘀嘀”一响，整个车间都会静几秒。他带来了“承包责任制”试点，说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起初我们批判，可当他掏出第一沓“奖金”时，那些粗糙的十元纸币在手里沙沙作响，像有魔力。 诱惑是具体的。母亲病着，需要进口药；弟弟高考落榜，需要“活动经费”。我站在写着“无私奉献”的黑板前，手里捏着表弟塞来的信封，里面不是钱，是一张写着“建材公司”的批文。只要我在职工大会上带头支持“优化组合”（也就是下岗试点），批文就是我的。那天夜里，我对着墙上马克思的像框看了很久，他的眼神在煤油灯下很淡。 我成了“改革先锋”。会上，我批判那些“落后分子”，声音比谁都响。可散会后，我会绕远路避开老张——那个被我带头批评、第一个“优化”出厂的钳工。他抱着工具箱站在厂门口，像一尊褪色的石像。有次他拦住我，嘴唇哆嗦着，最终只说：“卫国，厂门口那棵槐树，是你当年领我们种的。”我没敢看他眼睛。 堕落最深的时刻，是表弟把一沓现金拍在我家桌上，说是“感谢费”。妻子眼睛亮了，孩子盯着钱发呆。那晚我喝多了，在巷口吐得昏天黑地，抬头看见月亮，又圆又冷，像1986年所有未被说破的秘密。第二天，我把钱退了回去，但批文已生效。老张们走了，厂里效率“提高”了，我入了党，升了职。 十年后厂子彻底倒了，我坐在新开的茶馆里，听年轻人聊“下海”“炒股”。窗外，曾经的厂区成了商品房工地，打桩机轰鸣。忽然想起1986年那个夏夜，我批斗老张时，他裤脚沾着机床油渍，而我皮鞋锃亮。那算不算一种堕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整个时代都在奔跑，有些人注定要成为别人脚下的路——包括曾经相信过的那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