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霜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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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的秋天，霜来得比往年早了整整半个月。关外平原的清晨，枯黄的草尖上凝着惨白，像大地猝然睁开的、布满血丝的眼睛。老田蹲在自家地埂上，指甲抠进板结的土里，里面还埋着没完全灌浆的玉米棒子。空气冷得刺骨，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冰碴刮擦喉咙的痛感。广播里昨天还在讲“秋高气爽”，今天早间新闻却语气严肃起来，说是“北极涛动异常”，专家们用了一堆他听不懂的词，核心就一个：冻害。 他想起儿子去年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南方湿漉漉的潮气：“爸，别种了，租出去吧，钱不多，但省心。”他没应，手按在冰凉的锄把上，仿佛能触到父亲临终前塞给他的、还带着体温的烟锅。三代人扎根在这黑土地，春种秋收，像心跳一样规律。可这异常的霜，打乱了所有节拍。邻村老张家的水稻，抽穗时遇上了，现在田里一片铁锈色，倒伏着，像被无形巨拳砸过的锡纸。老张蹲在田边抽了半宿烟，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没再说一句话。 霜不止落在田里。镇上那家开了二十年的纺织厂，十一长假后贴了封条，红色的“查封”在清冷的空气里刺眼。女工们抱着纸箱走出来，里面装着工牌、茶杯、几件旧工装。她们哈出的白气，和田野上蒸腾的、作物被冻死的最后湿气混在一起，分不清是哀叹还是蒸汽。镇上的街道突然宽了，空了许多。饭馆老板老周把“特色砂锅”的牌子翻到了背面，改成“盒饭炒面”，油渍斑斑的玻璃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不透明的霜花。 老田没去看封条的细节。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不是去抢救那些注定枯死的庄稼，而是去更远的、背风的河湾，挖那些野生芦苇的根。芦苇根甜，以前是牲口草，现在他洗净了，切片，在铁锅里焙干，泡水喝。苦，但能下火。镇上几个老伙计也跟着他挖，沉默着，像一群在冻土下觅食的动物。他们不谈厂子，不谈收成，只聊芦苇根在哪个湾长得最壮实，聊哪片洼地的土质在霜下还软和些。这成了新的“农事”，一场与看不见的寒冬的、笨拙的游击。 霜连续下了三个早晨。第四天，太阳终于破开云层，但光线是苍白的，毫无暖意。田埂上的土冻得比铁硬，锄头砸上去只崩出几个火星。老田直起身，看见远处光秃秃的杨树梢头，还挂着几缕未化的霜，在惨淡的日头下，闪着一种金属的、冰冷的光泽。他突然想起儿子小时候，第一次见到霜花，惊喜地喊：“爸，田里下盐了！”那时盐是稀罕物，他摸出半块给孩子舔，孩子的小脸皱成一团。 如今，这“盐”下得铺天盖地，腌渍了整个二零一零年的秋天。它冻住了成熟的谷物，冻住了轰鸣的机器，冻住了许多人热气腾腾的计划。但它也冻住了浮尘，冻住了虚妄，冻出了土地最本质的、铁青的骨骼。老田吐出一口长长的白气，看它在绝对的冷空气中迅速消散，像一声微弱的叹息。他扛起锄头，锄刃在冻土上划出刺耳的声响。路还长，地还在，只要根还在这冻土下，也许，等到真正凛冬到来时，他们已学会了在冰层下，寻找另一种活法。霜是冷的，但冷到极致，或许会逼出骨头里最后一点、不肯熄灭的、属于生命的涩涩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