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深
荼蘼开尽春将暮,半城烟雨半城歌。
高三那年,我们像一群被圈在旧操场里的野马。老式教学楼的墙皮总在雨季脱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像一道结痂的伤口。我们每天从那里穿过,背着书包,揣着各自不敢言说的梦想或恐惧。 班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总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用粉笔在黑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他讲《少年中国说》时,眼睛会突然发亮,仿佛透过我们看见了某种久远的东西。但我们大多低头在课本下藏着漫画、纸条,或是昨晚没解出来的数学题。青春对我们而言,不是宏大的宣言,而是课桌右上角刻下的歪歪扭扭的名字,是体育课后共用一瓶冰镇汽水时,玻璃瓶上凝结的水珠滑落的速度。 真正让我们感到“活着”的,是那些越界的时刻。比如,在全校大会上,我们几个偷偷把校服衬衫的下摆系在腰间,像一群笨拙的鸟;比如,晚自习溜到空教室,用投影仪放一部 banned 的电影,光影投在斑驳的墙面上,每个人的侧脸都忽明忽暗。最盛大的一次“叛逆”,是高二那年的艺术节。我们几个“问题学生”凑在一起,没去参加合唱比赛,而是用废旧纸箱和颜料,在走廊尽头拼出一面巨大的、色彩混乱的“反定义”墙。教导主任来看时脸色铁青,但最终,那面墙保留了整整一周,直到被下一届覆盖。那七天,我们路过时会不自觉地挺直背,仿佛那粗糙的颜料里藏着我们的印章。 如今回想,青春或许并非一段明确的光阴,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是在既定的轨道旁,固执地长出一株无人认领的野草;是在“应该”与“想要”之间,反复拉扯出的、细密而坚韧的声响。它从不曾完美,像一张永远未完成稿,却正是那些毛边、涂改和突兀的留白,让我们在多年后某个寻常的午后,突然听见内心某处,依然传来清脆的、拔节生长的回音。我们最终没有变成当年憧憬的任何一个样子,但我们确实从那片被规定好的土壤里,探出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枝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