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冬天,大兴安岭的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厚。老猎人陈三斤在窝棚里醒来时,窗棂上结着冰花,像一张张沉默的脸。他摩挲着那支磨得发亮的双筒猎枪,枪托上还留着儿子小时候刻下的歪歪扭扭的“爸”字。儿子十年前进山打猎,再没回来,只留下这支枪和一场雪。 林场通知说最近有偷猎的,用钢丝套和毒饵,专挑幼崽和怀崽的母兽。陈三斤没应声,只是默默擦枪、压弹,背起干粮袋进了山。他知道是谁——邻屯的赵瘸子,早年因打伤护林员跑了,这几年偷偷摸摸回来,手段越来越狠。 追踪持续了三天。陈三斤在第四天清晨的雪坡上,发现了目标:一个瘦小的身影在灌木丛边拖动一只被套住的雪兔,动作熟练却带着慌。不是赵瘸子,是个半大孩子,脸冻得发紫,棉袄肘部磨出了棉花。孩子抬头,猛地看见陈三斤的枪口,吓得僵住了。 陈三斤的枪垂了下来。他想起儿子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般眼神,跟着他进山,总想亲手打只山鸡给他看。他一步步走近,孩子抖得像风里的树叶。“为啥偷猎?”陈三斤的声音在寒风里劈开一道缝。孩子嘴唇哆嗦着,没说出话,只是死死抱着那只兔子。 窝棚里,火塘烧得旺。孩子蜷在草堆旁,手里捧着热玉米糊,眼睛却盯着墙角的猎物皮——那是陈三斤这三天唯一打到的一只野猪,足够他过完整个冬天。“俺娘病了,想吃肉……”孩子终于开口,声音细得像蚊子。陈三斤沉默地往火里添了根柴。他知道赵瘸子,知道那些被逼到绝路的 families,但他更知道,无休止的猎杀,最后会猎掉这片山的魂,猎掉自己心里最后一点念想。 第五天清晨,雪停了。陈三斤把孩子送到林场外围的岔路口,把那只野兔塞进他怀里。“回去,跟你娘说,山里的东西,按规矩来。套子留下,毒药扔掉。”他顿了顿,“我儿子要是活着,也该有你这般大了。”孩子怔怔地看着他,突然跪下,额头抵在雪地上。陈三斤转身走了,没回头。雪光刺眼,他的背影渐渐融进墨绿的林海深处,像一株老树,把根扎进更深的黑暗与寂静里。 那天之后,林场再没发现过毒套。有人说看见一个老猎人,在春天最深的夜里,把一窝被救活的狐狸崽,送回了悬崖上的洞穴。而陈三斤的窝棚,空了。枪在,人没了。有人说他去了更北的原始林,有人说他进了养老院。只有护林员老李知道,陈三斤走前,把儿子刻字的枪托,用红布细细裹了,供在了窝棚正中的小木台上——那里原本供着山神牌位。枪口,朝向南方,朝向那片他曾用一生丈量、最终选择放过的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