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之渊
深渊囚禁飞鸟,却不知它正以血翼划破长夜。
老槐树还在村口杵着,树皮皲裂的纹路里,藏着我们七岁那年的秘密。阿远用玻璃弹珠换了我半块橡皮,说将来要娶我当新娘子。我们光脚在溪边追过蜻蜓,把柳枝编成戒指套在对方小指上,他说等柳树结果了就正式求婚。 十六岁夏天,他父亲病重,全家迁往南方。临行前夜,他塞给我一封信,牛皮纸信封被汗浸得发软。我攥着它坐在田埂上,萤火虫在裤脚盘旋,却始终没拆开。次日清晨的雾气漫过晒谷场,他家的拖拉机轰鸣着碾过碎石路,我躲在磨坊的米袋后,看他的白衬衫渐渐模糊成青灰色的一点。 此后经年,我们像两条被季风错开的支流。听说他成了外贸公司的跟单员,在深圳买了房;我留在县城教小学语文。每年清明,母亲总说:“阿远他娘坟前的柏树该修剪了。”我便提着剪刀去,却从未遇见过他。去年村史馆征集老物件,我捐出那封未拆的信,馆长在标签上写:“九十年代青梅 correspondence( correspondence correspondence correspondence)”。展览开幕那天,玻璃展柜前站着穿西装的男人,侧脸轮廓被聚光灯削得锋利。他转身时,我们同时认出了对方眼底那粒朱砂痣——七岁夏天,我们用野莓汁点在这里,说这样下辈子就能相认。 他问我怎么没拆信。我说怕里面只是“记得按时写作业”。他笑出少年时的酒窝,从公文袋取出一沓火车票:从深圳到县城,每年清明前后一张,持续十二年。“每次都说今年一定要见,”他指尖抚过展柜,“怕你已成家,怕你问‘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展柜灯光恒常,照着他发际线微霜,照着我无名指上因常年握粉笔磨出的茧。原来有些爱从未逾期,只是被我们亲手折成纸船,任它在岁月河道里打转——直到某个清明,两艘船终于隔着玻璃相望,船身都刻满了不敢寄出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