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太阳悬在头顶,像一块烧红的铁砧。老井村的土路烫得能煎熟鸡蛋,每一道裂缝都冒着蒸腾的热气。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蔫黄卷曲,在死寂的风里纹丝不动。六十七岁的赵守业蹲在井台边,手指抠着井沿那道三指宽的黑缝——这是今年最长的旱季,老井已经三天没滴水了。 “守业叔,水泵装好了。”年轻人林远擦着额头的汗,身后是两台嗡嗡作响的柴油泵和三百米输水管道。他是村里三十年来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第一个在省城开环保公司的人。去年听说村里井水泛黄,他带着检测报告回来,说地下水位下降,老井污染严重。 “你那些铁疙瘩能打出水?”赵守业没回头,枯瘦的手在井台上摩挲出深浅不一的沟痕。这口井供了三代人,井壁的青苔记录着每年的降水量。现在青苔枯成灰白色的壳,像老人手背上的血管。 村支书在祠堂前敲了半小时锣,男女老少聚在晒谷场。林远指着地形图说新井位在东南坡,那里有承压水层。话音未落,八十岁的李阿婆咳着站起来:“东南坡是祖坟所在地!动了风水,全村都要遭报应。”她身后站着十几个老人,统一的灰布衫,统一的沉默。 第一夜,柴油泵的轰鸣声穿透热浪。第二天清晨,输水管裂了,浑浊的水混着泥浆喷涌而出。赵守业站在晨光里,脚边是三条被水冲垮的田埂。“看,”他声音沙哑,“新机器还没老井懂事。”年轻人脸色发白,蹲在泥水里检查接口。 冲突在第五天爆发。赵守业带着五个老汉拆水泵,林远拦在机器前,太阳把两个人的影子钉在地上。“您知道水里砷含量超标吗?”林远举着检测报告,纸在热风中颤抖。“井水浑浊了三辈子,也没见谁少活十年。”赵守业夺过报告,撕成两半,碎纸像白蝶落进泥里。 最毒辣的太阳爬上天顶时,林远突然脱掉上衣,光膀子跳进干涸的井底。众人惊呼中,他用铁钎一下下凿井壁裂缝,碎石崩到脸上也不躲。“您说老井懂事,”他喘着粗气对井口的人喊,“那它告诉您为什么今年一滴水都没有吗?”凿了半小时,他爬上来,掌心攥着一把湿泥:“水位线每年降四十厘米,再凿十年,这井就成枯井了。” 赵守业盯着那团泥,忽然想起三十年前——他父亲挖这口井时,挖了七天七夜,出水那晚全村在井边唱了一夜歌。如今井底淤泥泛着铁锈色,他尝了一口,涩味在舌尖蔓延。 深夜,林远在油灯下画新图纸,赵守业提着马灯进来,影子在土墙上晃得像棵老树。“东南坡有祖坟,”老人把一张发黄的地契拍在桌上,“但地契下面,我父亲当年埋了块石碑,写的是‘水脉重地’。”他顿了顿,“你凿井时,是不是碰到硬石头了?” 林远愣住。白天他确实在东南坡碰到岩层,以为是基岩。赵守业转身时留下一句话:“老井村不是守旧,是知道有些东西挖不得。但今年这旱……”他没说完,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门廊的黑暗里。 第七天清晨,柴油泵重新响起。赵守业领着人在东南坡立了新石碑,刻着“水脉保护区”。李阿婆带着妇女们蒸了三大锅馒头,送到工地。当第一股清流从新井喷出时,没人欢呼。所有人静静看着水流进干裂的田垄,阳光把水雾蒸成一道微型的彩虹,悬在灼热的空气里。 三个月后,林远离开时没通知任何人。清晨的薄雾中,他回头看见赵守业坐在老井边,手里捧着一碗新打的井水,正对着初升的太阳仔细看。阳光穿过水碗,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 后来村里人说,那年最热的夏天,老井村的水反而比往年多。人们渐渐明白,烈日的真相不是烤干一切,而是把藏在深处的,都逼到光下来。赵守业直到去世前,每天清晨都去新井打水,却始终没用老井一滴——那口井被他用青石板封死了,石板上刻着一行小字:“有些东西,见光才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