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夏天总是黏稠的,带着咸腥的太阳味。2015年七月,我回到这座叫“月湾”的渔镇,老灯塔还站着,只是漆皮剥落得更厉害了。镇上的年轻人走了大半,剩下些老人和暑假归来的孩子,在退潮的滩涂上捡拾螺壳。 祖父的渔具店在巷尾,门板吱呀作响。他坐在藤椅上编网,手指枯瘦却灵巧。“今年浪特别大,”他抬头看我,“你走那年也是。” 我忽然想起2010年离开时的情景。也是这样的午后,海浪一下下拍着码头,我背着行囊,母亲没来送,只托人带来一罐腌萝卜。祖父站在礁石上抽烟,烟雾被风吹散,像一句没说完的话。那时我以为,浪会把所有不如意都卷走。 可有些东西,浪卷不走。比如阿青。我们曾在防波堤上埋下铁皮盒子,里面塞着中考准考证、褪色的电影票,还有她写给我的信,字迹被潮气晕开。“等海浪静了,我们就走。”她当时说。但后来她去了南方,在电子厂流水线上拧螺丝,我去了北方读书。铁皮盒子再没打开过。 2015年这次回来,是为了整理老屋。潮水在夜里涨起来,我听见浪花撞在窗棂上的声音,像谁在敲门。第二天清晨,我独自走到防波堤尽头。退潮后的礁石湿滑,青苔密布。就在第三块熟悉的大石旁,我看到了它——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半埋在沙砾里。 打开时,铁锈簌簌落下。准考证还在,字迹模糊;电影票根卷了边;信纸脆弱得几乎拿不起来。最后一页,是阿青新添的字,蓝墨水被海水浸过,变成淡青色的雾:“盒子里少了一样东西。2015年6月12日,我在老地方留了一封新的。你如果看到这行字,浪应该已经把它带走了吧。” 我忽然明白,有些告别不需要仪式。就像海浪,来来回回,看似冲刷一切,其实只是把记忆推到更深的沙底。2015年的夏天,月湾的浪比往年都急,仿佛要把所有滞留的往事都抛上岸。可当暮色四合,潮水退去,滩涂上留下的,除了贝壳和藻类,还有那些被浪磨得发亮的、无法言说的部分。 离开那天,祖父没说话,只递给我一袋晒干的虾皮。车开过环海路时,我回头望。老灯塔在薄雾里变成一个小点,而海平线上的浪,正排成整齐的银边,永不停歇地涌来,又退去。像时间的刻度,也像一句绵长的、咸涩的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