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黑伞是五年前他送我的,伞骨有些锈,撑开时总有一处不顺畅,像年久失修的关系。雨天,他站在玄关等我下班,手里握着伞,姿势标准得像训练过千百次——主人来接仆人,天经地义。我接过伞柄时,指尖碰到他微凉的指腹,他没松手,我们像两截卡住的零件。 “今天会议很顺利?”他问,声音平稳,是上司对下属的语气。 “嗯,提案过了。”我答,也是下属的口吻。 伞面倾斜,罩住他更多。他的左肩洇开一片深色。这动作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习惯把伞偏向他,他习惯把伞偏向我。我们沉默地走完三个街区,雨声填满空隙。 记忆里最初不是这样。七年前他把我从旧货市场带回这栋公寓,说“你负责打扫和做饭,我付你薪水”。那时他眼神锐利,像验收一件物品。我低头应“是”,把自己缩进“仆人”的尺寸里。后来他胃不好,我晨起熬小米粥;他应酬醉酒,我煮解酒汤放在客厅;他西装脏了,我熨得一丝不苟。薪水按时打进账户,数字冰冷,生活却烫出些奇怪的褶皱。 转折发生在去年冬天。他高烧到39度,我按惯例送药进去,却被他抓住手腕。“别走,”他烧得迷糊,额头抵着我手背,“陪一会儿。”那晚我坐在他床边,听他呓语般说“谢谢”,第一次觉得“主人”这个词轻飘飘的,托不住什么。 现在伞到了巷口,他忽然停下。“明天开始,不用来了。”雨更大了,砸在伞上咚咚响。 我握紧伞柄:“为什么?” 他转身,雨水顺着他的额发滴进衣领:“我找到新助理了。而且……”他顿了顿,目光穿过雨幕,“你该有自己的生活。” 伞又倾向他。我听见自己说:“那我继续当您的仆人,不行吗?” 他愣住。很久之后,他接过伞,这次伞面完全倾向我。“回家吧,”他说,声音沙哑,“雨太大了。” 我们往回走,像来时一样沉默。只是这一次,伞骨那处卡顿,忽然顺了。雨水顺着正确的弧度流下,把我们淋得透湿,又仿佛什么都没湿。界限在雨里溶解,分不清是谁在庇护谁。而“主人”和“仆人”,不过是两片在风雨中暂时靠拢的伞面,等天晴了,总要各自收拢,独自面对阳光或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