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夏夜总是黏稠的,像熬过头的莲子汤。我坐在汉口站第三候车室的长椅上,头顶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把每个人的影子都拉得细长而恍惚。手里这张去往荆门的慢车票,边缘已被汗浸得发软。我不是为了旅行坐在这里。 墙上的电子钟跳到二十三点十七分,广播里女声平稳地播报着K127次列车晚点四十分钟。四周的旅客或蜷或躺,鼾声、叹息、廉价手机的蓝光交织在一起。空气里有泡面、汗酸和旧皮革的味道。我摸出烟,又想起这是禁烟区,便只夹在指间,看那一点猩红在昏暗中明明灭灭。 角落传来窸窣声。一个穿碎花裙的女人抱着个褪色的帆布包,正小心地剥开一颗薄荷糖,糖纸在寂静里响得刺耳。她抬眼,我们的视线在昏暗里碰了一下,她迅速低下头。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也是这样的夏夜,母亲在同样的候车室,用同样的姿势剥糖,要把我送上南下的火车。那时车站的钟比现在慢,汽笛声能拖得很长很长,长到足够把牵挂扯成一根细丝,牵着千里之外。 聚会。他们管这叫聚会。老陈在电话里说,都人到齐了,就差你。可我知道,缺的从来不是人。是那些在车轮与铁轨撞击声中,被震散了的年月。是武昌鱼鲜嫩的滋味,是江滩芦苇荡里藏着的蝉鸣,是方言里某个只属于少年时代的俚语。我们约在车站,仿佛只要回到这个无数离别与启程的起点,就能把半生漂泊的漏洞,用旧日的针脚缝补起来。 广播又响,这次是寻人启事。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寻找走失的痴呆老人。那声音穿过嘈杂,竟有几分像我父亲前年打来的电话。他总在黄昏时分打来,絮叨着邻居家的鸡又丢了,或者他记得我小时候最爱吃车站门口那家卖热干面的摊子。而我在城市的另一头,对着手机屏幕,沉默如一块被江水冲刷多年的卵石。 有人开始收拾行李,拉链声、轮子滚动声渐渐密集。电子钟跳到零点。远处传来火车进站的悠长汽笛,由远及近,像某种巨大的叹息。碎花裙女人站起身,帆布包带子滑下来一次,她弯腰,重新挎好。她的侧脸在灯光下闪了一下,有泪光?还是只是汗? 我没有动。K127次终于开始检票,人流像开闸的河水涌向出口。我坐在原地,看那些背影被吞没进灯光明亮的通道。聚会散了。或者说,从未真正聚拢过。我们只是借着一个旧地名,一场夜雨,一次莫名其妙的晚点,短暂地停泊。然后各自继续被时间推着,向更深的夜色里去。 车站的钟敲了一下。我掐灭那根根本没点燃的烟,把票根慢慢折成一只纸船。起身时,腿有些麻。走过第三候车室空荡的座椅,地上有不知谁掉的瓜子壳,几片糖纸。我把纸船轻轻放在长椅上,像放下一段走累了的路。外面,武汉的雨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细细的,把霓虹灯晕成一片模糊的暖色。这南方的车站啊,它只负责相遇与送别,从不负责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