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布鲁克林的雨夜,码头仓库区像被遗忘的巨兽骨架。生锈的吊钩悬在雾气里,远处自由女神像的微光被雨帘揉碎。丹尼·奥马利靠在一辆破旧福特车旁,指间的雪茄红光在昏暗中明灭。五十七岁的爱尔兰裔黑帮分子,脸上每道皱纹都刻着二十年前“啤酒桶战争”的弹痕。 “卢卡来了。”年轻小弟的声音发颤。丹尼没回头,只是把风衣下摆的枪带又扯了扯。三十岁的卢卡·维托,意大利后裔,三个月前用汽油弹烧死了丹尼的副手。年轻人总以为暴力能继承一切。 仓库铁门被踹开时,丹尼终于转身。卢卡带着四个持枪手下,雨衣滴着水,手枪在掌心转了个花式——那是电视里学的。“老爱尔兰,你的时代结束了。”卢卡的笑声在空旷仓库里撞出回音。 丹尼慢慢踩灭雪茄。“我像你这么大时,在贝尔法斯特用指甲抠过英国兵的喉咙。”他往前走了三步,靴子踩进油污里,“你懂什么叫‘结束’吗?” 枪声没响。卢卡的手下突然集体后退。仓库深处传来更沉重的脚步声——六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中年人,每人都提着老式霰弹枪。丹尼的嘴角扯出几乎看不见的弧度:“我儿子上周结婚了,卢卡。这些是他舅舅们。” 原来丹尼早通过码头工会的兄弟会,把三十个老爱尔兰裔工人调成今夜值班。每个锈蚀的集装箱后,都可能藏着双管猎枪。卢卡的脸在雨水里褪成死灰色。他忽然想起家族档案里泛黄的记录:1943年,丹尼的叔叔在芝加哥用同一招,让七个意大利打手永远留在了冷藏车里。 “规则变了。”丹尼走近,枪口抵住卢卡眉心,“我们这代人的规则是——不杀后辈,除非他们自己走进坟墓。” 雨更大了。卢卡的手枪掉进水洼,溅起浑浊的涟漪。丹尼转身时,霰弹枪上还挂着去年感恩节全家福的铜坠子。仓库外,警笛声由远及近,却始终没闯进这片雨幕。第二天码头工人传说,卢卡被塞进开往新奥尔良的货轮底舱,而丹尼在布鲁克林的小酒馆,给每个老伙计买了杯威士忌。 “杀掉那个爱尔兰人?”老乔伊啜着酒笑出声,“他们永远杀不掉——因为爱尔兰人从来不是一个人。”窗外,晨光正撕开雨云,自由女神像的铜像在光里泛着旧金币似的光泽。